杨改兰事件 2016十大儿童权利事件发布

2016年是儿童权利保护取得重大进展的一年。在全球范围内，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发布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19号一般性意见，对如何通过有效、高效、公平、透明、可持续的公共预算决策实现儿童权利提出了具体建议，是联合国推动各国政府履行实现儿童权利义务的重要举措。今年，中国在保护困境儿童的制度和机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我国首部《反家庭暴力法》明确，保护未成年人免受家庭暴力是国家的责任。民政部未成年人保护司的设立和江苏、湖北未成年人案件办理的专业化，为完善儿童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和制度保障。然而，学校欺凌和常熟的童工事件以及贫困母亲杀害孩子的恶性事件也表明，充分实现儿童权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拯救儿童国际、北京袁波拓智儿童公益发展中心、网易家长一直关注儿童权利发展，连续三年联合发布十大儿童权利事件。2016年底，三大机构将继续携手中国儿童权利领域的专家，评选出一年一度的“中国儿童权利十大事件”，希望勾勒出中国儿童权利的现状和挑战，甚至希望在回望时，呼吁更多公众关注儿童问题，倡导全社会共同投身保护儿童权益的事业。

1.为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建立政策支持系统

事件回顾:

2016年2月4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对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意见》提出，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家庭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意见》提出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已有山东、福建、浙江、云南、吉林、宁夏、安徽等26个省份发布实施意见，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提出具体措施。

2016年6月1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困难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困难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决定，加强困难儿童分类保障，建立健全困难儿童保障体系。纵观《意见》的内容，有三个亮点值得关注:明确界定困境儿童的定义；加强对困境儿童的保护，网络+阵地+制度；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

张学梅评论:

农村留守儿童保护和困境儿童保护是儿童保护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难题。2016年，我国加强顶层制度设计，开始建立可操作的政策支持体系和工作组织体系。《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的颁布，是中央首次出台全面关爱农村留守儿童政策，体现了国家最高层面对留守儿童保护工作的重视。该意见通过明确相关部门、机构和人员的职责，为建立有效的留守儿童保护体系提出了分层次、系统化的路径。这一意见的颁布，推动了两次关于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全国留守儿童调查的部际联席会议的召开。2016年上半年，民政部、教育部、公安部开展了全国留守儿童调查，准确定位了父母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关系，无法正常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的902万农村登记16岁以下未成年人，为进一步政策干预和针对性工作提供了数据和信息依据。

《国务院关于加强困难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的出台，是首次从中央政策上全面谋划困难儿童保障体系，明确政府在改善困难儿童状况中发挥主导作用，要求在全国村委会设立儿童福利监督员69万名。同时，建立了分类保障机制、发现服务机制、社会力量参与机制、完善监护等重要制度。这一意见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儿童福利和保护制度，对整个国家儿童保护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上述两个意见出台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完善了工作组织体系。2016年2月，民政部在社会事务司设立未成年人保护处，随后进一步调整了部内儿童事务职能。原隶属于社会福利部的儿童福利司，划归社会事务部，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职能集中，意味着我国专门的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行政部门的设立，为我国留守儿童保护和困境儿童保护的协调发展建立了制度保障。

2.我国第一部从儿童保护角度出发的反家庭暴力法开始实施

事件回顾: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15年12月27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作为我国首部反家庭暴力法，该法将于2016年3月1日起施行。该法共分六章，规定了家庭暴力的范围、预防、处理、人身安全保护令和法律责任。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家庭暴力的范围，“家庭成员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频繁虐待、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心侵害”都是家庭暴力。

《反家庭暴力法》建立了多部门、多机构合作的反家庭暴力机制。很明显，打击家庭暴力是国家、社会和家庭的共同责任，打击家庭暴力工作不是一个组织的事，而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法律建立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规定当事人因家庭暴力或者有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此外，法律规定，在紧急情况下，应在24小时内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人身安全保护令到期前，法院可以根据受害人的申请予以撤销、变更或者延长。该法明确规定了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保护措施。

张学梅评论:

经过多年的论证和对拟稿的多次修改，《反家庭暴力法》终于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从法律层面建立起了系统的反家庭暴力制度，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未成年人应当受到特殊保护”是法律的明确要求。这项法律为保护儿童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冲击了我国长期存在的“法不进家”的观念。通过立法，明确表明保护未成年人免受家庭暴力是国家的责任，为监护人管教子女设定了法律界限。二是为预防和处理侵害未成年人的家庭暴力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规定了强制报告、临时安置、撤销监护等符合未成年被害人特点的制度。同时，法律还规定了具有行政指导文件性质的警示制度和具有独立诉讼地位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

当然，“光靠自己做事是不够的”，我们期待这部法律能与此前出台的《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若干问题的意见》一起发挥作用，在实践中得以落实，为保护儿童免受家庭暴力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

3.互联网plus实现儿童缺失信息的精准推送

事件回顾:

为适应“互联网加反拐”时代的要求，建立发布失踪儿童信息的权威渠道，动员群众收集拐卖犯罪线索，公安部刑侦局拐卖办公室在阿里巴巴公司的技术支持下，开发了公安部失踪儿童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可用于全国各地一线拐卖民警即时上报失踪儿童信息。5月15日，公安部失踪儿童信息应急发布平台启动仪式在京举行。

在这个平台上，从公安部到省市县四级，有5000多名拥有平台发布权限的反拐干警。根据推送规则，以走失地点为中心，精准推送孩子的走失信息:走失时间一小时内，推送半径100公里；两小时内，推送半径为200公里；消失三小时内，推送半径300公里，失踪三小时以上，推送半径500公里。

皮宜君点评:

每个人都将参与寻找失踪儿童。公安部失踪信息应急发布平台于今年5月15日正式上线。mainland China第一个民间寻子平台诞生已经九年了。早在2007年，失踪儿童的母亲张宝艳就自发成立了“宝贝回家”网站，开创了私人网络寻找失踪儿童的先河，目前已有916名儿童找到了自己的家。在近30年中国儿童保护的历程中，你会发现一个总的趋势，那就是人民推动政府，基层实验先行，官方认可后。无论是从少年保护、少年审判、少年司法矫治还是少年被害人保护，都有这样一个基本趋势。有了官方的介入，才能形成官方民用网络平台的对接和信息共享。平台试运行两天后，郑州一名彝族儿童获救。孩子失踪3小时内，平台会将相关信息推送至500公里外的方圆。从此，我们每个人都不再只是一个旁观者，而是寻找失踪儿童的参与者。

4.“毒跑道”进入校园，暴露监管漏洞，凸显儿童保护缺失

事件回顾:

6月14日，北京市平谷区第六小学塑胶跑道用时不到10天，25名小学生流鼻血。以此事件为契机，央视曝光了“毒轨”的黑幕，其实是“废轮胎废电缆”做的。制造毒轨的黑窝点在河北保定、沧州，距离北京不到200公里，引起舆论哗然。6月22日，央视曝光“毒跑道”黑幕，迅速引起公众关注；随后，教育部在回应毒跑道问题时表示，“严肃查处责任人，绝不手软”。

根据教育部2016年9月发布的信息，目前全国中小学共有塑胶跑道68792条，其中2014年后新建跑道18977条。目前，有4，799个街区正在建设中，其中2，191个街区已经停止，93个街区已经根除。

陈卫东评论:

学校是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主体，儿童的健康权不容忽视。被媒体曝光后，“毒跑道”的黑幕引起舆论哗然。有网友直言:为什么“毒跑道”不进鸟巢却进校园？话虽诙谐，却很有道理。很明显，鸟巢的跑道和普通学校的水平不一样。前者是用重金打造的国际标准跑道，后者是用学校经费铺成的校园体育设施，确实算不上重量级。但两者都是人用的，无毒应该是最低标准。奥运跑道一定要这样，校园跑道也一定要这样。奥林匹克设施必须对运动员无害，校园体育设施必须对青少年和儿童无害。在这一点上，运动员和幼儿应该采用同样的标准，遵守同样的原则。

校园“毒跑道”明显降低了这一标准，违背了基本原则。显然，造成这种反差的原因是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监管不力，相关责任人玩忽职守。忽视儿童健康权凸显了儿童保护责任的严重缺失。这也揭示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和未成年人特殊保护原则在现实生活中的尴尬地位。显然，有效保护儿童权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5.杨改兰亲杀4名儿童，体现了困境儿童的社会保障。

事件回顾:

杨改兰，甘肃省康乐县景谷镇阿古村山老野弯社人。2016年8月24日下午，杨改兰杀害4名儿童，服毒自杀。几天后，女子的丈夫再次中毒，一家四代八口死了六个人。很多人同情她和这个不幸的家庭，很多人谴责她和那些为杨改兰开脱，制造轰动舆论的人。鉴于这起严重故意杀人案造成的恶劣社会影响，相关人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州、县纪委、监察部门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纪律处分条例》、《甘肃省实施〈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办法》、《甘肃省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办法》，对相关人员提出了处理意见。经州委、县委研究决定，对县、镇、村三级失职渎职责任人员追究责任。

陈卫东评论:

生存权是儿童的基本权利，应优先保护儿童。这是一次不寻常的极端自杀。事件的爆发力和冲击力超乎想象，让人失去理智。这更加悲惨和令人痛心。杨改兰不仅给了自己没有希望，还断绝了四个孩子的希望。面对逝去的生命，人的心情是复杂的。一边叹气，他们似乎都在问:是什么让这个母亲如此绝望和残忍？事件的触发因素是什么？悲剧不会发生吗？谁应该对此负责？……

显然，杨改兰的奉献和行动不是一时的冲动。恐怕没有人能解释她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我们没有理由责怪任何人，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悲剧可能不会发生。当这个家庭陷入困境时，就像一个泥潭。如果能及时得到帮助和温暖，国家的基本社会保障就能准确找到他们。如果对儿童实现优先保护和特殊保护，不仅可以成为一种普遍观念和共同标准，而且可以成为相关部门和相关人员的行为自觉；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会有生存的基本保障，他们会选择坚强，在内心坚持。

精准扶贫是国家消除绝对贫困的凝聚点。帮助和保护贫困儿童是减贫的重要组成部分。困境中的孩子通常生活在困难的家庭中。为什么不把对困境儿童的优先保护和特殊保护原则作为刚性原则引入精准扶贫工作？这个原理非常可靠。

6.该州出台了一项新政策来预防和干预校园欺凌事件

事件回顾:

2016年5月9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开展学校欺凌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中小学校对以身体、语言、网络等方式故意或恶意在学生中实施欺凌、侮辱行为造成的学校欺凌行为进行专项治理。11月11日，教育部公布了教育部联合中央综治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的《关于防控中小学生欺凌暴力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强教育预防、依法惩处和综合治理，有效防控学生欺凌暴力事件发生。意见指出，少数地方学生欺凌、暴力事件仍时有发生，损害学生身心健康，造成不良社会影响。要加强教育预防、依法处罚和综合治理，有效预防学生欺凌和暴力事件的发生。随着《通知》和《意见》的颁布，校园欺凌案件仍然屡见不鲜，引发公众讨论。比如最近中关村二中校园欺凌事件。中关村第二小学的一位家长在网上发了一条信息，说自己的孩子被同学欺负了很久，11月24日，同学甚至用厕所垃圾桶扣了他的头。事发后，孩子出现失眠、烦躁、害怕上学等症状，被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家长随后向学校和海淀区教育委员会报告。

皮宜君点评:

不要做学校欺凌的旁观者。在校园欺凌中，几乎每个学生都经历过或目睹过校园暴力。这种现象在我们的土地上已经流行了很多年。然而，除了被欺负的学生，肇事者，旁观者，老师和我们成年人都没有认真对待。没有人真正意识到受害者每天面对和将要面对的欺凌有多可怕，也没有人真正意识到即使施暴者受到惩罚，受害者仍然要承受和施暴者坐在同一个教室里的恐惧。我们以为一切都结束了。直到有一天，美国人以校园欺凌罪判处翟云耀等三名在美留学的学生6至13年的刑罚，中国人才知道如何对校园欺凌做到零容忍。在打击校园暴力中，我们不仅要告诉所有学生在争取自尊的同时尊重他人的尊严，还要告诉他们，当校园暴力发生时，每个人都不能做旁观者——正是你的旁观者和麻木让施暴者无所畏惧，让校园欺凌屡禁不止。从禁止每一次歧视，每一次MoMo，从我做起，每一次轻微的欺凌都不能在校园里重演。

7.常熟童工事件揭示了童工问题必须从根源入手

事件回顾:

11月21日，“梨视频”拍摄了一条名为《常熟童工行业实拍:被挤压的青春》的视频留言，引起了大众的广泛关注。视频通过暗访和后来的采访，揭示了江苏常熟童工的一条隐性链条。中介从云南等地运送劳动力，卖给服装厂，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十几岁的童工。这些孩子日夜工作，几乎没有休息日，直到年底才能拿到工资。如果中途逃跑，可能要赔偿老板的损失。一旦你想离开，你的老板会扣住你的身份证、银行卡、手机，甚至使用暴力。云南大量使用童工的原因是劳动力便宜，容易被骗。

中国法律明确禁止使用童工。然而，贫穷、读书无用、低成本就业的需求、贪利的无良厂商和招聘代理，仍在催生着浸透着童工眼泪的黑色产业。

李萍评论:

事件一经曝光，舆论中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建议从根源上解决童工问题。一般来说，贫困被认为是孩子工作的主要原因。有大量证据表明，除了贫困，还需要探索其他原因。缺乏可获得的质量和相关教育也被认为是童工的一个主要原因。事实上，对于很多孩子来说，教育并不是工作的替代品。基于性别、社会阶层、阶级、信仰和残疾的结构性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女孩和男孩从事不同类型的工作，承担不同的工作量。对童年的看法也决定了孩子的工作状况。在一些国家，童年被认为是玩耍和上学的时间。在其他地方，工作场所被认为是最适合学习和发展的地方。这一概念影响父母对儿童工作的决定，形成雇主对雇用儿童的正确性的看法，并影响政府关于童工的立法。

虽然政府没有关于童工的官方统计数据，但童工一直是媒体报道的热门话题。我们可以看到，童工问题在中国确实客观存在。执行《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是承认和实现儿童权利的基础。《公约》第32条规定，儿童有权免于从事危险工作，并界定了什么是对儿童有害的工作。基于权利的方法要求找出童工的根源以及工作对实现儿童权利的影响。与此同时，有必要确定哪些责任承担者负责推动儿童工作。同时，对童年的理解和孩子的看法对解决童工问题至关重要。因此，解决童工问题，必须以儿童为中心，承认他们是权利的拥有者和社会的参与者；采用参与式加权方法；对性别敏感；采用多部门联动机制；推动法律等方面的改革和完善，建立儿童权利监督机制。

8.“李雷父女”计划表明，媒体在儿童保护评估方面不乏咨询

事件回顾:

湖南卫视亲子节目《爸爸在哪里》曾在网络平台《芒果TV》第四季播出。与前三季不同，这一季增加了由明星和普通家庭孩子组成的“临时父子、父女组合”。节目播出后，击剑运动员和“临时父女”阿拉雷在网上走红。在受到粉丝追捧的同时，“实习爸爸”的节目设置和“父女CP”的出现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11月18日，非营利组织“女童保护基金”发文《母亲的信:请停止渲染李东·阿拉雷CP》，并对节目提出了三点质疑:一是“你可以叫陌生男人爸爸，一起脱衣服睡觉”的节目设计是错误的示范；二是节目组着重渲染“临时父女CP”是错误导向；第三，所谓的“李磊”CP造成了看得见的负面社会影响，网上出现了一些关于恋童癖的色情文章。这封公开信发表后，主流媒体、专家学者纷纷介入鉴定，迅速将《爸爸去哪儿4》和《李磊父女CP》推向舆论风口浪尖。

郝点评:

在众多媒体和互联网的争相报道下，这一事件一时引发舆论热点；而且很多矛头都指向了事件的根源，那就是任何人都不能忽视和超越保护儿童权益的底线。但现实中，许多违背儿童意愿、侵害儿童权益保护的事情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能被媒体披露和批评的只是冰山一角。显然，停留在发现一起侵犯儿童意愿和儿童权益保护的人和事案件的状态，虽然能形成一时的舆论高潮，但似乎无力从根本上解决儿童保护问题。

如何才能从源头上保证孩子的合法权益，即在制度的约束下，让各行各业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服务？在此，建立儿童保护评估和咨询机制显得尤为迫切和迫切。儿童保护评估咨询机制，这样一个集合和形成的力量，一方面可以通过对儿童高度相关事件的评估，提高对各行各业儿童的服务水平，使其更加规范，降低不利于儿童保护的事件发生概率；另一方面，传播儿童高度相关事件的评价结果，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识别儿童权益相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营造全社会关注儿童权益保护的氛围，从而形成全社会关心儿童保护和权益的氛围和合力。

9.江苏和湖北探索处理未成年人案件和预防犯罪的新规则

事件回顾:

2016年11月4日，江苏省淮安市公安局发文要求市、县两级公安机关迅速成立未成年人专项办案组，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专项司法保护。10月28日，检察院、公安局联合印发《关于建立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法医工作机制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辖区内各公安局要成立未成年人案件专项办案组。办案组由办案经验丰富、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办案人员组成，配备女性办案人员。专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侵犯未成年人人身权利的刑事案件。采用与办理成人刑事案件不同的标准对办案队伍进行考核，引导和鼓励未成年人刑事警察工作科学健康发展。据此，淮安市公安局立即要求市局、县公安局在11月20日前成立未成年人案件专项办案组。

12月1日，湖北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了《湖北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探索孵化专业机构、购买专业服务方式，着力解决基层预防工作薄弱、专业性和可持续性不足等问题；引入社会专业力量加强家庭教育指导，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提供科学的父母教育、家庭教育培训和咨询服务；探索构建学校社会工作者观察关爱体系，充分发挥社会工作者在未成年人事务司法保护、社区矫正、特殊教育、法律服务、心理咨询等方面的专业优势。，提高防范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皮宜君点评:

江苏省淮安市的探索，极大地凸显了公安机关在未成年人司法中的作用。自上个世纪中国大陆进行少年司法改革以来，无论是少年法庭的设立、适格成年人的设立，还是检察系统对未成年人案件的逮捕和附条件不起诉，法院和检察系统引人注目的改革新政策始终在这一领域，警察在少年司法保护方面的行动一直受到公众的热切期待。警察处在少年司法保护和预防少年犯罪的第一线，始终扮演着重要的守门人角色。在少年司法保护的转送环节，警察做出的决定是第一位的，很可能会对孩子产生终身影响。因此，培养一支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和行为的“少年警察”队伍，可以有效整合社区资源和法律资源，把未成年人保护的第一关放好。

湖北省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从一般宣传转变为专业指导，克服了长期以来重在以情动人、以情服人的传统模式，将情感逻辑转化为科学精神，在亲子教育、家庭教育等方面推进专业化、科学化培训。要求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探索科学规律，学习科学理论，采用科学方法，使预防工作的有效性、可操作性、可重复性和可预测性成为最基本的工作指标，从而提高预防犯罪的效率和科学评价的水平。

10.警惕“小马云”事件，搅动网络名人经济，孩子成摇钱树

事件回顾:

来自江西省永丰县颜回村的9岁男孩，因为长得像阿里巴巴集团董事长云而成为网络名人。“小马云”走红后，他的家人迎来了越来越多的来访者，包括公益人士、媒体记者、基层干部和各行各业的商家...“小马云”遇到马云，让一个农村家庭远离了大众的视线，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镇上一家奶粉店先发了500元现金，并宣传“小马云”是吃他们的奶粉长大的；一家小家电公司送来一个水壶和一个电饭煲，并带着范小勤在产品前合影；一位深圳老板计划花1000元买下范小勤的肖像作为他网上订餐店的商标。自从范小勤出名后，村里就有了更多的流言蜚语:贾凡签了商业合同，请了经纪人，得到了10多万的捐款。马云想资助他的儿子上大学...范家发说:“都是谣言，没有合同，没有经纪人，捐款不到2万元。”

类似的事件发生在11月底，深圳作家的一篇文章在微信朋友圈上映，文章中他筹集善款，治愈了患白血病的女儿罗。人们一个接一个转发，自愿捐款给小女孩。通过微信，微信官方账号实际获得了260多万元的“奖励”。然而仅仅过了半天，社会爱情的温暖故事就天翻地覆，女孩父亲被曝有钱却“卖惨”，同情微信微信官方账号营销。

陈卫东评论:

孩子利益最大化是最基本的原则，帮助和保护孩子拒绝任性。这两起事件再次表明，“互联网+”确实为新时期儿童救助、保护和社会关爱带来了新的想象和行动。在“小马云”事件中，原本在赤贫中默默长大的范小勤，因为与互联网巨头阿里创始人马云对质，跑进了大运会，人生境遇发生了巨变。借助互联网，“灰孩子”在几秒钟内成为“网络小名人”，这不是童话，而是童话，带给人们满满的社会温暖和人间大爱。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把原本美好的故事变成了一场闹剧。

随后的罗尔事件颇为相似，但剧情却更加出人意料。起初，这一事件似乎让互联网汇聚社会爱心的故事再次上演，让人们再次领略到互联网“+”的魔力。但现实就是这么残酷，线下的真相彻底颠覆了美好的故事。一个帮助孩子的故事被证明是“有回报”的，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卖惨”和“作弊捐钱”。

无论以何种方式或手段，帮助和保护儿童的行为都是值得肯定的，但任何以儿童慈善为名，以儿童为手段达到其他目的的行为都应该坚决反对和制止。

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有相当多的孩子生活在类似“小马云”的情况下，孩子和家庭经常求助于互联网。他们需要的是社会的真诚关怀和支持。儿童慈善是针对所有需要保护的孩子，不能看他们的脸，更不能成为闹剧。坚持儿童利益最大化和不歧视是所有儿童工作的出发点和基本原则。保护和关爱孩子绝不是面对面的行动，孩子的慈善行为也不能任性妄为，这需要明确的行业规则和基本道德。

专家信息:

皮一军: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未成年人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主任，《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顾问。

陈卫东:中国青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共青团中央青年声音成长服务联盟专家组成员。

郝:中国妇女报高级记者。

李萍:北京袁波拓智儿童公益发展部主任，中国关爱下一代委员会儿童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

张学梅: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