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梅 反腐专家王秀梅：用感性的视角关注人类世界

12月9日是国际反腐败日。2017年也是王秀梅作为第一位中国专家获得国际反腐败教育研究优秀奖的日子。

当天，王秀梅身穿红色旗袍，站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的讲台上，自豪地宣布中国在反腐败领域取得的成就。

近年来，我国反腐败力度逐渐加大，出现了腐败分子外逃、追求海外追求等诸多问题。反腐败逐渐成为全球性问题。一直从事国际刑法研究的王秀梅也将研究重心转移到了反腐败领域。

“只有在反腐败方面做得越来越好，才能配得上那只金手。”这是一个相信法律的法人。

法官和学者

王秀梅是一名1988年毕业的大学生。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工作。在选择商业法庭的时候，她选择了大多数女生无法回避的法庭。

刑事法庭的法官经常会接触到一些杀人、强奸的刑事案件，人性的阴暗面无疑被揭露出来。承受心理负担能力较弱的女生会避免，但王秀梅说“我喜欢”。

在王秀梅看来，法院是一个有着严格规则的地方。“刑事案件比民事案件更合理，”王秀梅说。“我希望满足这两个方面。”

因此，凭借自己的努力，她成为了法院的女法官。

1993年赴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刑法硕士学位。在研究生期间，她被最高人民法院选派到美国进行为期一年的高级法官培训，并在纽约大学法学院学习，在纽约地区法院实习。

在美国期间，王秀梅阅读了大量的英语专业文献。当时她了解到国际社会正在研究筹建国际刑事法院，而国内对这一新生事物的研究几乎空空白。“我是一个喜欢挑战新事物的人”，这激发了王秀梅的研究兴趣。回家后，她向家人建议继续参加考试，改变方向。

她获得了中国著名刑法学者高铭暄教授的博士学位。高铭暄教授是法学专业博士生的首任导师。在王秀梅之前，他从未收过任何女弟子。

“考前我特意问了高老师，但高老师说他学生比较缺，只要我考上就行。”回忆起这段经历，王秀梅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在高教授的培养下，她成为中国第一位国际刑法女博士。

1999年，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为了帮助中国政府尽快做出决定，有关部门找到了还在读博士的王秀梅，希望她能将《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公约》翻译成中文。电话打来时，已经是深夜，王秀梅一刻也不敢放松。他立即起身连夜翻译。

正是这段经历让王秀梅深刻认识到研究国际刑法的必要性，并强化了她的学术研究道路。

对于法人来说，国际刑法的出路非常狭窄。民法和经济法方面的人才在现实生活中往往赚得更多。对于国际刑法的研究者来说，最大的出路就是成为学术上或者说是国际法庭上极其困难的律师，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研究国际刑法和国防力量一样重要。

它是一个学者和一个母亲

国际刑法涉及面广，内容复杂，包括战争罪、灭绝种族罪、恐怖主义等。这些名词听起来太令人震惊了，以至于它与王秀梅略显虚弱的身体背道而驰。但她不这么认为:“学习法律没有性别差异，”王秀梅说。“作为一名女性，作为一名母亲，我对我的家庭、我的孩子和我的社会都负有责任。”

王秀梅似乎有一种同情心。“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和平”、“妇女儿童权益”是她一直挂在嘴边的话语。“研究国际犯罪也是因为我作为女性，有一种‘母爱’情结。”

她一直在用行动实践自己的初衷。

随着中国于2005年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她对国际犯罪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和广泛。反腐败作为国际犯罪的前沿问题，自然成为挑战王秀梅的研究重点。

2012年，UNODC组织专家编写反腐败教材。作为中国反腐败领域的专家，王秀梅应邀参与了反腐败教材全球课程大纲的审查和完善。同时，她还推动了北京师范大学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反腐败教育方面的合作，开创了中国高校与联合国在反腐败教育方面的合作先河。

2016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决定在中国设立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研究中心，这是二十国集团成员国第一个开展反腐败追逃追逃的研究机构。这个中心恰好位于王秀梅任教的北师大。作为中心执行主任，她主导国际反腐败追悼会研究，活跃于各种国际会议，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主张。

朋友圈之旅见证了她过去一年的工作状态——从学校的首都反腐讲堂到纽约的安理会反恐委员会，她走遍了世界各地。

王秀梅说:“法律是处理当前国际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

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总会有肩负更重要使命的人。《世界和平》是电影中英雄的凯歌，但在王秀梅的身上，它是一个伴随着使命的真实行动。

法律中没有男女之分

在希腊神话中，有一位著名的正义女神，朱迪提娅，她被蒙住眼睛，手里拿着剑和天平。天平是用来衡量诉讼双方证据的，蒙眼是为了避免被外界入侵而做出误判，一直被视为法人的工作准则。

在王秀梅当法官、做研究的过程中，她接触了很多与女性有关的刑事案件。很多时候，女性都是受害者，在一些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中，女性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某种程度上，妇女是受法律保护的弱势群体，但她们也可能被犯罪分子利用，走上错误的道路。“性别平等，从法律上讲，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同时也有必要借用法律来惩治女性犯罪。”王秀梅说。

“女人很执着，对的时候执着，错的时候执着。”接触过太多女性刑事案件，王秀梅深有体会。

性别歧视在法律界并不少见。王秀梅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时，她是教研组十几位老师中唯一的女性。“在刑法领域，女生确实比较少，越往上走越少。”

但是王秀梅是一个心理很强的人。从法院到学校，她一直在用行动突破性别束缚。

王秀梅的朋友圈里有一句话:“美国最高法院第一位女大法官奥康瑙尔和第二位大法官金斯伯格的职业经历告诉你，职场精英身份大于性别身份。第三位女大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告诉你，打最高法院的案子不是对错问题，而是法律需要重新解读还是修改的大问题。"

这似乎是她从法官到学者，再到亚洲第一人的国际反腐败研究历程的最好总结。

“我一直告诉我的女同学，不要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别人身上，幸福是靠自己赢得的。”

这也是她作为女性的人生信条。

网易女x王秀梅访谈实录

网易女:为什么关注反腐领域？

王秀梅:在我读博士期间，我从事国际刑法，因为腐败犯罪具有跨国性和国际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共有186个缔约国。在所有涉及刑法犯罪的国际公约中，反腐败公约是最多的。所以我在读博士期间就开始关注一些涉及犯罪的国际公约，所以反腐败公约也是首当其冲，尤其是近年来国际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不管

网易女:国际刑法涉及很多犯罪，恐怖主义等等。作为一个女人，她为什么要研究这样的问题？

王秀梅:我不认为这些问题有任何性别差异，但我喜欢挑战性的东西。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国际刑事法院的研究。写这篇论文的时候，发现当时国内几乎没有研究。1996年，当我还是纽约大学的访问学者时，我偶然有机会注意到国际社会正在为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做准备。罗马公约草案是1994年通过的，所以我从1996年开始在美国接触这个草案。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新，因为我的性格，我比较喜欢新的东西，所以我开始研究它。事实上，国际刑事法院管辖下的罪行是战争罪、侵略罪、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我自己学的是中国刑法。当时我觉得这些东西比较新，就研究一下。其实在研究国际刑事法院的过程中，发现前苏联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最早提出，如果成立国际刑事法院，就应该增加对恐怖主义的研究，所以我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关注恐怖主义的。我认为所有这些罪行都危及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女人，似乎更有“母爱”的元素在里面。我觉得我的研究视角和男性不同，就是他们更理性，而我们更感性。因此，从母爱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维护人类的和平与安全，尤其是未来儿童和妇女的安全。尤其是恐怖犯罪中有很多“黑寡妇”等自杀式袭击。如何预防和惩治犯罪，我觉得法学研究没有性别之分。

网易女:你师从中国著名刑法学者高铭暄教授，他也是他的第一个女弟子。你认为高先生选择你做他的学生时注意了哪些品质？

王秀梅:当时我在准备博士考试的时候，去找高老师报名，高老师说:“你要好好学习。我的原则是放弃你需要的。我说你以前没有女弟子。男女之间会有选择吗？高先生说不行，就是我宁可短也不要多。只要我努力学习，通过考试，我就接受。既然没有性别问题，我就靠自己努力。高先生还特别想在中国学者中培养一批国际刑法人才，因为他把中国推到了国际刑法协会，成为了一个成员国，而且他还是第一届中国分会的主席，说最简单的就是下面一定要有梯队。由于中国是这个协会的成员，一些人不得不研究这个领域。1996年从美国回来，1997年和高先生一起读博士。在此之前，我也是法官，所以他认为我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最重要的是外语。因为国际刑法的高度，就像我那堆书，如果没有语言作为基础，研究就会捉襟见肘。

网易女:你还担任最高法院副院长。你认为这份工作对你意味着什么？

王秀梅:可以说我有法院工作情结，因为本科毕业后在天津法院工作。当时我们最高法院也在选拔培养年轻法官，所以我选了几个法官送去美国培训。可以说我在美国的培训是一个转折点，就是我在美国培训期间接触到了国际刑法。所以我想学习国际刑法。当时在市政和地方法院涉及国际刑法的案件并不多，所以我觉得如果想追求国际刑法会更好。所以1997年继续读博，但还是有评委情结。博士毕业后，我去了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工作。我只想理论联系实际。

网易女:是什么让你想学国际刑法？

王秀梅:高铭暄是第一个指导我的老师，然后是巴西尼，国际刑法的主席。我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在1999年遭到轰炸。我们关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的公约没有中文版本。中国政府想知道这个情况。那时，我正在看我的博客。我记得当时是深夜。相关部门打电话给我说你从事国际刑法研究，问我知不知道这个公约。我只说我知道，但是没有中文版，于是我立刻起身翻译成中文。因此，我认为法律确实是处理国际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事实上，从我国法人的角度来看，国际刑法是一个小领域。例如，如果我们从事民法和刑法，做律师或兼职可能比高级国际刑法更好。但是从国家的需要来说，一定要有人做这个，高先生一直在教我这个领域一定要有人做这个，所以我觉得有责任感。因为作为一个女人和母亲，我对家庭、孩子和社会都有责任。

网易女:90年代你当了法官。那个时代似乎很少有人下班后去读书。你为什么想继续学习？

王秀梅:我孩子两岁多的时候，我去读研究生预科。其实当时我并没有这么大的野心。我只是觉得本科毕业的时候想考，但是后来受各种因素影响没有考上，就直接去工作了。工作了一段时间，真的觉得自己的储备不足。当时有一个最高法院和人民大学联合培养的机会，我觉得应该提升自己。人，就是当你踏上一个台阶，就会看到更高的台阶。踏上这一步之后，你会发现国内刑法已经不能满足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需要，所以从1996年开始就已经向国际刑法转移。

网易女:刑事犯罪涉及杀人、抢劫等。犯罪现场很糟糕。心理承受能力稍差的女生一般不会选择刑事业务。你怎么想呢?

王秀梅:我对犯罪真的很感兴趣。从本科的时候开始，刑法课我一定要坐在前排，如果老师有什么讨论案例我一定要积极发言。我决定从小就学习法律。我们当时从分配的法院毕业的时候，让十几个人来填我们想去哪个法院。其他人在谈论人民法院和经济法院。我是第一个进入刑事法庭的人。还有人说，姑娘们，刑事法庭杀人，很多犯罪现场很吓人，但我说，我喜欢。我的第一感觉是刑法，很有规律，是一种说话方式，民政可能更合理，所以选择了规则性强的刑法。

网易女:法律界性别歧视严重吗？

王秀梅:前几天我去了北欧，和当地人聊了聊北欧的家庭暴力。他们说有，但是我发现北欧的女性都很高，所以我开玩笑说，家暴的受害者都是男性吗？所以，对妇女利益和儿童利益的法律保护，确实是我们一直关注的问题。在许多犯罪中，女性受害者仍然多于男性。但是在一些有组织的犯罪中，女性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觉得有时候女人很执着。如果他们做得对，他们就会坚持不懈。如果他们做得不对，他们也是执着的。性别平等，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妇女儿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惩罚女性主导的犯罪。

网易女:你有没有在工作之余遭受过职场性别歧视？

王秀梅:我内心更强大，但我没有任何感觉。但是2000年全国人大毕业的时候，我们教研室有十几个人，只有我一个女的。我在读高铭暄博士的时候，我是第一个女性，所以我觉得刑法领域的女生比较少，我去的越高，找到的女性就越少。其实我并不认为我们女性工作能力弱。

网易女:如何看待当前职场的性别歧视？

王秀梅:我一直强调，女性的幸福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北师大70%都是女生，所以每次开会，我都会向我的女同学强调，你们不要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身上。权利是自己挣来的，但幸福也是自己创造的。女孩子一定要自力更生。我自己就是这样过来的。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不愉快，但你不能继续背负这些负担。你应该在工作中让自己超重，但你必须在生活中减去自己。只有减去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你才能轻装上阵。女生可能比男人有更好的耐心和心理承受能力，这就是我。